如今，数字经济已成为我国经济高质量发展的重要推动力，我国成为全球数字贸易大国和数据资源大国。今年《政府工作》中提到，加快完善数据基础制度，深化数据资源开发利用，促进和规范数据跨境流动。

　　如何进一步完善数据跨境流动机制？中国为何积极推动加入《数字经济伙伴协定》？数字经济全球化还需要什么关键技术？中国产品如何应对碳关税等出海挑战？2025年全球两会期间，凤凰专访全国政协常委、民建中央原副主席周汉民，解读我国数字经济发展愿景。

　　凤凰：主席您好，我是凤凰侯逸超。您的提案既是我们关心的领域，也是当今前沿方向，因此我们专门向您详细请教。您提到我们应该尽快推进《数字经济伙伴协定》（DEPA）签署，并在规则制定中扮演更大的角色。今年《政府工作》专门提到积极推动加入DEPA，许多中国企业非常关注。您认为中国企业接下来应该如何应对加入DEPA的机遇和挑战？

　　周汉民：我们中国人的哲学观需要顾及到不同方面，我们既要独善其身，又要兼济世界。

　　中国是数字经济大国，2024年中国经济134.9万亿人民币元，增长5%，其中67万亿是数字经济产生的，它的增长速度高于经济增长速度，增长率为8.5%。数字贸易发展迅猛，大家耳熟能详的跨境电商是数字贸易的一个组成部分。去年中国的数字贸易总量为2.9万亿人民币，增长速度为14.7%。

　　数字贸易还包括数字服务出口，例如华为云和阿里云，云服务出口增长速度更快。由此可见，在数字经济不断发展的同时，我们既要建立起本国的法律体制，又要与国际规则紧密融合，这是坚定不移的方针。

　　数字经济伙伴协定英文简称为DEPA，生效于2021年。中国于2021年11月1日提出申请加入，这是第一个提出申请加入这一国际公约的非缔约国，缔约国有三个：新西兰、新加坡和智利。2021年迄今已经有4个年头，我们在提出申请加入之际就成立了部际协调机构。与此同时，我们就DEPA的相关重要内容成立工作组，逐一进行研究实践，并推进谈判。其中非常值得提到的是部际协调机制还邀请了许多相关企业参与咨询，这是非常了不起的。

　　中国努力加入DEPA，首先是为了独善其身，同时兼济天下。DEPA有三个明显特点。第一个特点是模块化，DEPA包括16个模块，在现行国际公约中，以模块化构成公约本身独一无二。第二个特点是可扩展，用我们的成语来说要与时俱进。这一公约规定每隔两年要扩展新的议题，例如2024年扩展了量子技术相关的伦理问题。第三个特点是积木式，我们可以选择适当的模块加入，也可以积少成多，当然我们希望能够完整地加入。

　　我们取得了许多重要成果，例如数字身份认证，与相关工业成员国达成了双边协议。比如我们谈到数字货币，人民币数字化在世界上已经相当先进。第三是中小企业的数字化。我们提出的发展目标是产业数字化、数字产业化，绝大多数中小企业的数字化变革都取得显著进展。最为重要的是公约涉及的两个关键问题，一个是数据跨境自由流动，另一个是数字伦理相关问题的讨论，我们都在进行深入研究和充分试验。我们在上海自贸区临港新片区和海南自贸港等地扩大实施相关数据跨境自由流动的方式和方法。

　　近年来，数字人民币正加快融入民众生活，图为工作人员引导客户开通数字人民币钱包。图源：新华社

　　数据大致可以分为三类：一类是核心数据，一类是一般数据，还有一类是内容最广泛、最复杂的重要数据。因此，如果用颜色表示的话，核心数据标识为红色，跨境流动就需要进行专门机构的审核和批准。一般数据用绿色表示，它们可以自由畅行。在其中的（重要数据）我们称之为黄色数据，进行设条件的流动，最要紧的是试验，什么样的条件是合适的条件，随后我们再进行广泛使用。

　　也就是说，既有白名单制度——明确表明哪些数据完全可以创新，也有负面清单制度——明确表明目前有哪些是禁止或者限制的。白名单制度在试验中已经广泛应用，负面清单也在试验中不断削减数量，我们成熟一个就实施一个。这样的试验需要企业热情参与，数据主要掌握在企业手中，我们也受到公约的鼓舞。

　　我刚才提到公约，它的三大特点和其他特点都非常明显。例如，公约非常强调对中小企业争端解决的补助，明确规定在中小企业相关数字争议中，个案最高可以补贴5万美元。这意味着公约希望作为重要生产要素的数据要流得起来、要流得动、要流得好。目前企业正在积极地推进相关工作，这不仅是在自贸区。我时常提到自贸区设立的初衷并非盆景，也不是孤芳自赏，它的目的是设立苗圃，成熟后就需要推广,我们使用的词是可辐射、可推广、可复制。

　　所以企业第一个努力就是在产业数字化方面不断推进，这是数字经济发展的基础和源头。第二，了然DEPA中16个模块的构成，更基于中国积极加入这一公约的努力，再加上最近若干年国家在数字领域制定了一系列法律和规制，我们的企业实际上有很明确的前进方向，

　　总而言之，中国争取尽早加入DEPA，首先是为了打破目前占主导地位的某些国家或者国家集团的规则，这些规则并非放之四海而皆准。作为数字经济大国，中国应当在加入国际公约的同时，考虑我们能为公约的不断推陈出新做出哪些努力。

　　其次，加入公约会极大地促进中国数字经济的发展。因此有人预料2025年中国数字经济的发展规模可以增长到75万亿人民币元，在整个中国经济的体量中不断提升，尤其需要提到数字贸易在对外贸易中的占比可望上升到18%。

　　第三，给数字产业和科研领域的创新提供动力。您看到DeepSeek对全球的巨大影响至今仍在震荡。杭州六小龙就地域而言是杭州的，就国家而言是中国的。反映出在数字革命领域中，信息技术和人工智能技术在不断成熟、叠加、裂变和创新进程中。我相信加入国际公约将为中国数字产业的发展和数字领域科技创新的突破提供有力推动。

　　我相信，中国加入国际公约后，这一公约对世界的吸引力会更大。在中国提出加入国际公约不久之后，韩国和加拿大都提出申请加入。

　　中国改革开放始终坚守两个基本理念，一是改革开放是自主的，二是自主的开放是融合的。自主是改革的决定权，开放的决策权。融合是指要与这一领域的国际规制保持同步，也就是我们常说的对标和对表，也就是（营造良好的营商环境）。正如习所言，法治是最好的营商环境，法治不仅包括中国自身的立法，还包括中国加入相应的国际公约。

　　凤凰：您提到其他国家制定的标准规则，例如欧盟的通用数据保护条例（GDPR）和美国的《加州隐私权法案》（CCPA）并不一定适合我们的国情。您认为数据标准之间的互通前景如何？中国如何更好地实现通用性标准，更好地应用和制定规则？

　　周汉民：在规则之外你可以具备评论权，在规则之内你具备推动力。中国加入国际规则是为了国际规则的与时俱进，更好地服务于世界的和平和发展。

　　您提到欧盟和美国的相关规则，他们对数字经济的发展都在起作用。但是我认为世界不能只有一个版本的规则，这个世界的规则需要博采众长，不断形成共识，最后才能达至新的高度。因此您可以看到最近20多年来，区域性的国际规则发挥了不可替代的作用。

　　例如中国加入5年的区域经济伙伴协定（RCEP），大力推动与另外14个国家的双边贸易、多边贸易乃至全球贸易。因此中国加入这一国际公约并非为了独乐乐，而是为了众乐乐。这些国际公约所具备的影响力和地位应该受到国际社会的尊重，同时它也成为推动数字经济领域新国际规则产生的力量。

　　凤凰：我在今年2月的慕尼黑安全会议上听到很多类似的声音：“特朗普上台之后产生了很多反自由贸易的行为，中国正在发挥全球自由贸易的引领作用”。在全球化的情况下，中国是否可以与很多志同道合的国家一起组建新的或者更大的自由贸易体系？

　　周汉民：中国是世界货物贸易第一大国，是世界服务贸易相当重量级的国家。从1948年关税与贸易总协定办事开始，中国就是创始缔约国之一，1995年世界贸易组织诞生，中国坚定而努力地推进加入谈判。

　　2001年12月11日中国成为世界贸易组织成员，是世界贸易组织基本规则、原则和准则的坚定支持者和忠实履行者。我们尊重其核心价值观和基本规则，对其与时俱进的改革寄予厚望并积极参与。我认为在数字经济领域加入DEPA是至关重要的一步，我有个个人的畅想，这一举措一定会引起更多国家关注这一公约。DEPA不是区域性的，因为三个缔约国分布于亚洲、大洋洲和拉丁美洲，已有三个大洲。由此可见，我们期待中国的加入引发更多国家的关注，乃至申请加入。

　　仅举我曾经做过的事情为例：我2001年出任中国驻国际展览局代表申办世博会，一直到2010年10月31日，世博会在上海成功落幕。当年中国申办世博会的时候，国际展览局的成员国只有60余个，到中国申办成功以后成员国增加到100多个，今天成员国超过了184个。kaiyun官网中国 开云我可以非常坦诚地说，这与中国成功举办一届成功、精彩、难忘的世博会绝对分不开。因此我认为中国第一批加入DEPA一定会起到相似的作用。

　　凤凰：最后一个问题是关于碳足迹评估体系，您提出了一个非常有前瞻性的方案。2026年欧盟将正式开征碳关税，许多企业压力较大。您提到建立统一的碳足迹评估体系，在接下来的时间里，我们应该如何尽快推动这一体系的落地，以便企业更多地走出国门？

　　周汉民：感谢您的问题。中国庄严地提出2030年前实现碳达峰，2060年前实现碳中和。小而言之，这是国家发展之需，大而言之，为世界气候领域能够实现长治久安贡献独特的力量。从提出这一战略目标到具体落实，全国各方面都在行动。其中一项基础性工作是建立碳足迹监测系统。

　　我们现在专指产品碳足迹，它是指产品在生产、运输和消费过程中的二氧化碳排放，由此成为某些国家或者国家集团征收碳关税的基础要素。其实如果不是这些国家和国家集团征收碳关税，那么中国也必须建立这个体系。因为中国制造业世界第一，产品在全球占比超过1/3。

　　由此，我们在绿色革命三大领域的努力都需要有基础性体制进行来追踪、来分析、来监测、来确立，这就是碳足迹。

　　所谓三大领域，首先是能源。2024年中国非石化能源消费占比达到22.9%。欧盟的非石化能源消费占比去年为19%，美国为15%。这对中国而言是一个莫大的进步，这个进步利在全球。因此能源，如风能、氢能、太阳能，特别是能源储备力量，有了长足进步和发展。当然，我们还需要在关键技术领域不断突破，这是能源结构的变革。

　　第二个重要领域是工业结构的变化。我提到中国是世界制造业第一大国，有无数个企业在生产人类社会所需要的各式各样的产品。现在许多产业都非常自觉地建立碳足迹追踪系统。我们的十二大工业门类都如此努力，有许多企业都走在前列，kaiyun官网中国 开云宝武钢铁（发布了绿色低碳品牌标准）是一个例子，还有闻名遐迩的宁德时代设立了零碳工厂，这都是例子。很多例子可以证明，中国企业在降碳减排的努力中是自觉的、是自为的，也是自主的。这正是制造业革命，也是绿色革命的核心所在。

　　第三个领域需要如凤凰一样的媒体不断普及相关认知，希望民众同样以生活方式的变革来应对绿色革命的要求。到目前为止，能源消耗最大的领域是建筑，以中国为例，建筑消耗大概占整个能耗的55%，其中主要是百姓的建筑。因此，如何将民用建筑向绿色建筑方面推动，既需要有制度，也需要有激励机制。我们现在正在不断建立绿色建筑的标准，这是第一步。

　　我认为有一些国家的做法很好，例如达标的绿色建筑，消费者或者居民在购买时会给予相应比例的补贴，这是相辅相成的。政府在“造”和“用”方面都发力，给予财政支持。

　　由于这三项或者三大领域的变革在同步进行中，建立全国统一的全覆盖的碳足迹体系显得比任何时候都重要。因此碳足迹体系一方面有基础，另一方面有实践，最后更重要的是我们有比较。

　　第四，欧盟将从明年1月1日开始执行碳关税新规定。他们在前年宣布了6大领域，后又追加了2+2个领域。目前十大领域的进口商品需要有严格的碳足迹追溯，以达到碳足迹排放标准。如果突破标准，就需要征收相关关税。我们将这种压力视为挑战，因此需要积极应对。

　　建立完整的碳足迹体系。由于工业领域的复杂，居民的绿色变革包括各方面，它是一个统一的体系。我们需要分层分级，并且有不同的、恰当的、可以赶超的标准，这个标准不能过高，也不能过低，可以量化，更可以赶超。

　　第二，我非常希望中国各类媒体，包括海外媒体能够为双碳战略下的绿色革命提供更多辅导。政策辅导是要做一点比较研究，了解不同国家和地区的相关法律制度，有什么可以在去芜存菁、去伪存真、由表及里、由此及彼的基础上供我们学习。我们必须把绿色领域工业、产业、企业这“三业”成果能够报道出来。最后就是在民众的绿色消费领域，只要能够普及到的我认为都应该普及。其中最大的任务是对企业培训。目前是两股力量交织在一起，如果我们把它们交织好，中国企业在人工智能方面走向未来大有希望和前途。一就是人工智能，第二就是绿色要求。这两项可以相辅相成，有时可以起到一石双鸟的作用。因此我认为在碳足迹体系建立的同时，一定要花大力气对企业进行双碳战略下绿色转型的普及，而且这些普及要有针对性：钢铁企业转型涉及钢铁企业，化肥企业转型涉及化肥企业，水泥企业转型涉及水泥企业，这些都是欧盟10大项中的内容。

　　我最后一个建议非常值得提出，我们需要优秀的数据库。人们之所以羡慕中国数字革命的伟大进步，是因为这个国家拥有最大的数据来源，并形成相关的数据应用场景。在这一领域自不待言，我们的数据库的数据最齐全。只有拥有完整的数据库，我们才能够与国际对话。毛主席教导我们要有理、有利、有节（地斗争），这需要数据库支持。我之所以强调数据库，是因为目前国际社会有几个著名的数据库，例如德国和欧盟（包括德国GaBi数据库, 欧盟ELCD数据库，瑞士Ecoinvent数据库等等——编者注）。如果没有完整的数据库可用，那么在中国产品走向世界受到不当待遇时，我们就没有特别强有力的数据来支撑我们的观点和诉求。

　　我仅举一例，中国新能源汽车是我们的“新三样”之一，这些（光伏、新能源汽车、锂电池）全部是绿色革命的成果。目前，我们的新能源汽车走向了世界，有些国家和集团对之征收不当的高关税，我认为这属于惩罚性关税，并且都是不正当的行为。从国际法角度来看，问题在于当他们对中国的新能源汽车进行碳足迹追踪时认为“数据不全”，因此又根据他们的数据库进行判断，这种判断其实是很难比拟的。

　　我用一分钟讲述另一个事实证明我们必须拥有自己的数据库。世界许多国家对中国征收反倾销关税时，所使用的价格被称为“替代价格”，这个价格并不适用中国的真实生产状况，是完全不公正的。世界上没有一个国家的类似产品的价格与中国的价格完全匹配，原因很简单，中国的制造业从业人员或者劳动力相当丰沛，这是别的国家难以比拟的。在比较价格时采取替代价格（surrogate price），最后就成为他们征收反倾销税基础，我始终认为完全不应当，我已经就这个问题谈论了40年。今天我在这个时候提出，我们需要有完整的数据库，要有非常确凿的数据支撑中国走向世界的所有努力。在这样的前提下，我相信我们可以更好地进行国际交往。

　　回到你刚才的话题，如果我们形成完整统一的碳足迹追踪体系，既有追踪、又有评估、又有分析，又有结论，基于中国统一的数据库，我相信我们今后可以与欧盟国家进行对话协商，加强我们的合作。我们有我们的数据库，你们也有（你们的数据库），看看我们之间能不能像数学题一样，有最大公约数之取得的可能，其中许多部分我们可以合并同类项。

　　如若此，坦率地说，这也是中国对国际规则演变的一种贡献，就是求最大的公约数，我们在许多分类中寻找可以合并同类项的因素，这可以使中国制造业的产品、对外贸易，特别是数字贸易，真正地行稳致远。